李渔和明末清初的阅读革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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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渔（1611-1680）

初名仙侣， 字谪凡，号笠翁，浙江兰溪人。他出生于明神宗万历年间，经历过明、清两代，是著名的戏剧家、戏剧理论家和美学家，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。他曾亲自创建戏班，拥有丰富的戏曲创作和演出经验，还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戏剧理论体系。

李渔的跨界：从作家到职业出版人

李渔在科考中屡次落榜，却精通人世间许多俗气的学问。比方说，他懂得园林营造和饮食养生，对戏曲的创作和编排了如指掌，甚至对女子的姿容相貌也自有一套理论。如果生于现代，李渔的人生会有很多种可能性。他可以是媒体节目上妙语连珠的评论人，也可以是备受追捧的生活美学家，抑或是剧场影院里最卖座的导演或编剧。总之，他的每一项才华都能够兑现，并成为赖以生存的立足点。

然而，在几百年前的明末清初时期，并没有这些五光十色的职业可供选择。李渔只能靠卖赋糊口，将满腹才华浓缩到文字里，拿到书市中售卖。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，许多文人开始抛下成见，投身到纯粹商业化的出版活动中，而李渔正是其中的佼佼者。他代表着这个时代的阅读口味，也悄悄引领着这场暗流涌动的阅读革命。

公元1669 年初夏，即清康熙八年，金陵芥子园落成。李渔举家搬入园中，在这里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。“芥子园”之名取自佛经中的“芥子纳须弥”，意思是园林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这个微小的园子里融入了主人李渔的美学主张，设计精巧，包罗万象。

▲ 金陵芥子园

李渔时年59 岁，经历过科举失利，目睹过朝代更迭。对读书人来说，这不是一个好时代。异族入侵，改朝换代，科举无门，报国难成。

李渔是个俗人，爱好美姬、美食、庭园、戏曲，他割舍不了世间的种种享乐，也无缘通过仕途来改善经济处境。所幸的是，他有一支妙笔可以吐字生文，并以此来养活家小，维持安逸生计。

在搬入芥子园之前，李渔已经是声名卓著的作家，既写过《无声戏》《十二楼》这样的白话小说，也著有《风筝误》《比目鱼》这类脍炙人口的传奇，在市场上反响不俗。而写书获取的稿费，也成为李渔主要的经济来源。

▲书影

作为一个畅销作家，李渔的作品是书商们争相盗版的对象。他的书籍甫一面世，就会招致翻版，并且被迅速推向市场。李渔对此怒不可遏，四处奔走交涉，却很难有效阻止。

明代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中记载：“今海内书，凡聚之地有四，燕市也、 金陵也、阊阖也、临安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当时四大出版中心，即北京、金陵、苏州、杭州。到了清代，江南一带的书坊发展兴盛，王士祯《居易录》中记载：“近则金陵、苏杭书坊刻板盛行，建本不复过岭。”

1662 年，李渔迁居金陵，索性自立门户，开设书坊，出版并售卖自己的书。

“弟之移家金陵也，因拙刻作祟，翻版者多，故违安土重迁之戒，以作移民就食之图。”

——《与赵声伯文学》

翼圣堂是李渔在金陵的第一个书坊。芥子园落成以后，他在芥子园内继续出版活动，集编写、印刷、发行于一体，号称“芥子园书铺”。从此，“湖上笠翁”的名号和芥子园书铺密不可分。

李渔出身于商人之家，自幼耳濡目染，对经商之道有几分研究。他不仅是畅销作家，还是一个颇有营销头脑的编辑。李渔主持书坊期间，策划并出版了许多实用类的书籍。例如，骈文写作指导书《四六初征》，书信写作范本《尺牍初征》。此外还有李渔本人编写的《笠翁对韵》，囊括诸多字词的对仗、修辞和用韵手法，至今仍是人们学习近体诗、词写作的重要参考书。

为迎合市场需求，芥子园书铺刻印过小巧便携的袖珍本，出品过文创产品——花笺。古人在纸张上印染美丽的花样或颜色，用来题诗写词备显风雅，这便是花笺。芥子园印制的韵事笺、织锦笺，纹样华美，精致无比，有数十种之多。其中织锦笺“尽仿回文织锦之义，满幅皆锦，止留纹缺处待人作书”。

芥子园中，花木扶疏，姬妾相伴。除了刻印书籍，李渔还成立家班，排演自己所写的戏曲。《闲情偶寄》就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。此书涵盖词曲、演习、声容、居室、器玩、饮馔、种植、颐养等八个部分，内容博杂，堪称古代生活艺术百科全书。李渔对红尘的痴迷和在行，都在这本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▲《闲情偶寄》精刻本

刻本时代：从鸿蒙到盛世

中国人的阅读经历了漫长而悠远的过程。一本看似再寻常不过的刻本书籍，在汉字诞生数千年以后才得以出现。

雕版印刷，先将文字反刻在木板上，形成凸出的阳文，再在阳文上涂墨汁，将纸张覆于板上，轻拂纸背，顷刻之间，一个个文字就被印刷到纸张上。雕版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之后，文字传播的速度骤然加快，中国自此步入刻本时代。

“余犹及见老儒先生，自言其少时，欲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而不可得；幸而得之，皆手自书，日夜诵读，惟恐不及。近岁市人转相摹刻，诸子百家之书，日传万纸。”

——苏轼 《李氏山房藏书记》

苏轼所描述的正是从写本时代向刻本时代过渡的景象。从前的老儒生们只能通过手抄来记录文字，一字一句都来之不易。雕版刻书，一日之间，便可以印刻出数万张密布文字的书页。活字印刷术发明以后，进一步加快了刻书的效率。在政府提倡之下，历代经典被刻印成书，大量书籍涌现于世。对那些经历过写本时代的老儒生们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信息爆炸。

在雕版印刷的发展历程中，佛教、道教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。经卷和用来供奉的佛像，都是寻常人家所需之物。为了满足大批量的需求，唐代的寺庙、道观率先使用雕版印刷技术。

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，官刻、私刻和坊刻（即政府刻书、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）三足鼎立，为后世的出版活动奠定了基本模式。北宋张择端绘制《清明上河图》，精描细摹，绘尽风俗百态，市井繁华。在百业浩荡的汴梁城，就出现了“书坊”的招牌。这里的书坊是街市上售卖书籍的店铺，相当于今日的书店。不同的是，古代许多书坊自产自销，兼顾出版社、印刷厂、书店等多项业务。

▲《清明上河图》（局部）

相对于官刻和私刻，坊刻是最商业化的出版活动。书商们为盈利而刻印书籍，坊刻本与普罗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，类型众多，主要有：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籍，日常生活所需的历书、医书，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之类的儿童启蒙书籍，以及各类供人们消遣阅读的诗文小说等。今天，你去路边的书摊看一看，最常见的照旧是这类书籍，其中还有不少是从旧时流传下来的。

出版是系统工程，一本书从策划到诞生，其中涉及选题、编著、校对、雕版、刻印、发行等诸多环节。即便是在现代，这些程序往往也需要多个部门协作完成。然而，在坊刻系统中，这些均由一个书坊独立完成。

芥子园出版书籍多围绕李渔而展开，几乎为他量身定做，而湖上笠翁也是芥子园书铺的活字招牌。明代医学家熊宗立曾开设种德堂，刻印了诸如《伤寒论》《新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》等诸多实用医药书籍。由此可见，坊刻本的风格与出版人的学识、性情密不可分。

文人和坊刻：市井阶层的一次阅读革命

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：考官因为看了麻沙本《易经》而记错文章内容，在学生面前闹出了笑话，颜面扫地。

所谓“麻沙本”就是福建建阳麻沙镇刻印的书籍。宋周《清波杂志》中也说：“若麻沙本之差舛，误后学多矣。”麻沙本也因此名声越来越差，后来几乎成了劣质书籍的代名词。

其实，福建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刻书中心。闽地盛产纸张和红梨木，梨木松软，雕刻时省工省力，是很好的雕版木材，福建因此成为刻书盛地。麻沙、崇化等地刻印的书籍行销全国，甚至远传到朝鲜、日本等地。然而，闽地书商在刻书时过度注重产量和速度，为了控制成本偷工减料，刻印质量难以保证，书籍往往字迹模糊，错误频出。这也是许多坊刻本都难以避免的一个问题。

明代资本主义萌芽，市井文化升温发酵，在这安逸的环境中，孕育出一批挑剔的读者。他们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贩，能够识文断字，有些闲情和时间，阅读成为一种消遣。他们热爱戏曲、小说等通俗作品，其中题材也多是才子佳人、世情传奇之类的故事，贴近市井生活，可供休闲娱乐。

为了推出新书，许多知识水平有限的书坊主人也开始担当主编的角色，有些书商干脆雇佣一些穷老名士，在家中寻章摘句，拼凑成书。这样粗制滥造的书籍，质量可想而知，往往也无法长久经营。

书坊刻书没有教条的约束，形式自由，内容多样，需要迎合变幻莫测的市场，也因此拥有了更多创新的机会。李渔、冯梦龙、陈继儒这类文人的介入，为书坊注入了新鲜活力。

作为小说家的李渔深谙市民的阅读口味，小说多采用通俗白话，情节曲折，用误会和巧合构筑起一个个喜闻乐见的世俗故事。这些“故事会”类型的小说深受市民阶层喜爱，妇孺皆知。

“三言”（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）的作者冯梦龙性情放诞，受晚明觉醒思潮的影响深远。他肯定世俗的美好和人的个性欲望，推崇“情”说，并将这个主张代入编辑出版活动之中。冯梦龙编辑整理的作品中有“最浅最俗，亦最真”的民歌，也有许多流散在历史长河中的爱情故事。

“三言”中的故事来源于俗世的勾栏瓦肆，本是说书人案头的脚本。经过文人的加工，它们褪去粗陋模样，成为书市上瞩目的佳作，并为后世的通俗文学开道引路。崇祯年间，凌初效仿“三言”，创作了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，世人合称为“三言二拍”。

取悦市场是职业作家们难以逃避的宿命。在李渔、凌初等人的小说中，通俗有时也越界发展成低俗，奇情甚至转变为畸情。这类猎奇的撰写，早已脱离了冯梦龙所提倡的情观，只是纯粹的感官刺激。

书籍的装帧排版也在不断发展丰富。从宋代的白纸墨字到元代的朱墨双色套印，再到明代的多色套印和拱花技术，书页中的配图愈来愈精美细致。一些书籍的板框上甚至绘有花草、古器、竹枝等物，精致美观，极具装饰性。书籍不再只是传播文字的载体，它承载了越来越多的表达使命和审美趣味。

李渔离开金陵以后，女婿沈因伯接替了书坊工作，号称“芥子园甥馆主人”。在他的主持下，《芥子园画传》诞生。画传分为四集，囊括133 幅图画，采取饾版印刷，线条清晰，设色精美，堪称最经典的中国画入门书籍。齐白石、丰子恺、黄宾虹等大师都是从临摹此书开始绘画生涯的。在过去三百多年间，《芥子园画传》被多次临摹，重新出版。虽然印刷技术不断革新，可是后人翻新出版的画谱在设色、韵味等方面却比初版逊色许多。雕版印刷的魅力由此可窥一斑。

▲《芥子园画传》

李渔在为《芥子园画传》作序后的第二年长辞人间，未能亲眼看到这部画谱刻印成书。然而，这本书却在选题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李渔的指导和资助，并最终以“芥子园”的名义出版，为出版人李渔的一生画下完美的句号。

世俗的胜利：在名利间徘徊的写书人

在写本时代，书籍主要通过传写来传播。作者写完书以后，直接传布给大众，没有中间环节。读者自备纸墨，雇人或是亲自抄写，书籍内容纸笔相传，因此流传下来。

《晋书·左思传》中记载，左思写完《三都赋》以后，深受追捧。“豪贵之家竞相传写，洛阳为之纸贵。”这一时期，著书者只保留署名，并不能从中获得金钱。这个惯例一直维持到刻本时代，虽然宋代时已经有了版权登记的先例，各家刻书之时也会声明禁止翻印，但是盗版之风不曾断止。袁枚曾经作诗讽刺：“自梓诗文信未真，麻沙翻板各家新。左思悔作三都赋，枉是便宜卖纸人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明末清初时期，著书谋生的文人十分关注写书带来的金钱收益。

私刻本是古代士人阶层的一种传统。家底富足的官僚、富绅著书立说，刻印成册，将治学思想发扬光大，用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地位。私家刻书旨在求名，不为谋利，发行量较少，所刻印的书籍也集中在正经、正史、诸子、文集这几类，与官刻书籍重合度很高。

金庸小说《鹿鼎记》以庄廷明史案为开场，在历史上确有其事。庄家私刻《明史》，不承认清朝正统，因而触怒朝廷，获罪遭诛，先后有千余人受到牵连。

由此可见，刻书的功用不只是为了传播知识，也是话语权的一种象征。清初文字狱盛行，清王朝统治下的汉人如惊弓之鸟，人人自危。在这种环境下刻书，稍不留神就会招来祸事。李渔这样的文人干脆收敛起前朝之思，老老实实地出版通俗读物，取悦市井大众。

其实早在明末时期，江南一带的私刻已经有世俗化的倾向。许多富户开始雕版刻书，不是为了著书立说或附庸风雅，而是投向市场，以此谋利。这类书籍为市场而生，多是实用或通俗的书籍。所以，有些学者也将这类刻书活动列入坊刻的范畴。

湖州凌氏家族的“桂芝馆”就是当时私刻的佼佼者，所刻书籍世称“凌版”。凌初祖辈世代为官，可是他科举不顺，屡屡受挫，便转而以著书刻书为业。从凌初开始，“凌版”开始采用套版印刷，并成为一个特色。

为了赚钱而写书，是媚俗的行为，文人不耻。因此，许多文人在撰写通俗小说时，或是托以假名，或是在刻意说明，写书只是游戏笔墨，业余爱好。仿佛一旦将写书当作事业，就会低人一等。

在过去的几千年里，卖书鬻文这件事被蒙上了暧昧而纠结的面纱。文人对金钱二字避之不及，写文章、作书画所收取的酬金也被雅称为“润笔”，借此来淡化铜臭味。到了晚清时期，林纾的译作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出版之后，报人汪康年相中其商业价值，希望可以购买版权，并率先在报纸上进行宣传。林纾同意了此事，却对巨额润笔严词拒绝，并再三让汪康年登报声明，向读者解释自己并未接受稿费。

▲林纾（画像）
然而，李渔偏要为了金钱斤斤计较。他认为写书刻书，是通过自己的才华谋生，并不可耻。书商和作家的二重身份，让李渔的出版更具现代性，并且拥有十分强烈的版权意识。面对市面上翻印盗印，李渔气愤地控诉：“我耕彼食，情何以堪？”为了打击盗版，李渔不惜与书商对簿公堂，通过打官司来捍卫自己的版权，甚至放言“誓当决一死战”。
从康熙到咸丰年间，芥子园书铺前后绵延近二百年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字号。其间虽然屡经易主，却一直保持了优良出版传统，书籍畅销不衰。
当文人走进书坊，他们为市井阶层阅读带来新鲜的体验，同时也被拽进了俗世的沼泽。阅读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在雅俗的较量中，世俗最终还是略胜一筹。
明清之际，与李渔同时期的儒生们，或是远遁山野，效仿伯夷叔齐不食周粟，做个洒脱的遗民隐士；或是跻身庙堂，在清王朝的羽翼下度日，背负着“降清”的恶名。李渔是幸运的，他找到了一条更加自由的道路，在书坊中安身立命，“觅应得之利，谋有道之生，即是人间大隐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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